大学是社会的灯塔，其既以“天下为己任”，更以“真理为依归”。澎湃新闻·私家历史联合大学史研究者张淑锵，特别推出“大学堂”系列，回望中国晚清民国高等教育的起源与大学师者的风骨，重温那些关于求是、存真、独立、自由与担当的大学精神与人文传统。不仅重述校史，更要追问：大学为何而立，知识为何而求，教育又应当培养怎样的人。
1895年，甲午战败的屈辱尚未散去，《马关条约》的墨迹犹湿，举国士大夫在震惊与痛定思痛中开始追问：历时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，何以在坚船利炮的较量中一败涂地？答案逐渐清晰——仅有器物层面的仿制，没有人才体系的支撑，所谓“自强”不过是沙上建塔。
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关口，一位长期奔走于洋务实业第一线的实干家，将多年办厂、开矿、修铁路的切身体会，凝聚为一句振聋发聩的判断：“自强之道，以作育人材为本；求材之道，以设立学堂为先。”他就是盛宣怀。
作为晚清洋务运动的核心人物，他一生创办轮船招商局、电报总局、汉阳铁厂等数十家近代企业，被誉为“中国实业之父”“中国商父”，然而少有人留意，他同时也是“中国高等教育之父”——1895年由他提请创办的北洋大学堂，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，比京师大学堂还早三年。在科举尚未废除、传统书院仍占主流的时代，他力排众议，以哈佛、耶鲁为蓝本，搭建起中国最早的现代分科教育体系，培养出王宠惠等一批蜚声海内外的杰出人才，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奠定了最初的基石。
本文梳理盛宣怀从洋务干将到教育先驱的思想脉络，还原北洋大学堂从酝酿、创办到艰难维系的完整历程，展现这位“实业之父”为中国新式教育留下的开创事业。
盛宣怀，字杏荪，号愚斋，晚号止叟，江苏常州人，生于1844年。同诸多清末仕人的经历不同，盛宣怀的早年科举并不顺利，虽考中秀才，但多次乡试均未能考中举人。
1870年4月，盛宣怀在其同乡杨宗濂引荐下进入湖广总督李鸿章幕府。因办事干练勤勉，卓有识见，深为李鸿章所赏识、倚重，被奏保为道员。
在此期间，他结识了洋务派重要人物，积累了管理近代工商实业的经验，自此逐渐走入洋务运动的中心。
科举之路的顿挫，反而将盛宣怀推向了一条更贴近时代需求的实干之路。19世纪70年代开始，盛宣怀的政治地位迅速上升，逐渐成为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。
1871年，27岁的盛宣怀受李鸿章的派遣，赴日本考察。19世纪70年代洋务派由“自强”向“求富”转变，从重视军事工业，转向更加重视民用工业。
尤其是洋务派认识到了煤炭和钢铁的重要性，提出要用洋法采煤炼铁，以自给自足，不再受制于人。
长年在洋务一线摸爬滚打，盛宣怀比同时代大多数士大夫更痛切地感受到人才匮乏的掣肘。在办洋务的过程中，盛宣怀对有真才实学的人才渴望越来越强。
早在经营湖北煤铁开采时，他便指出“矿务既属兴利之大端，而得人尤为办事之先务”。尤其是盛宣怀在办理洋务事业和洋人交往中，深感“本大臣不谙文理，每逢办理交涉，备尝艰苦”。
盛宣怀还同资本主义列强国家作比较，提出过培养人才的迫切性。他说：“试问吾家将才如彼否？
使才如彼否？理财之才如彼否？
”
痛感人才之缺，盛宣怀没有停留在呼吁层面，而是将兴学办学视为洋务事业的延伸与根本。在如何培养人才的问题上，盛宣怀认为必须自己培养，短期聘用的外国“洋师”不能长久。
培养人才又迫切需要培养难度较大的专门人才，尤应早日培养矿务、机器、冶金等方面的人才。盛宣怀有了想法就去做，虽然当时有人对此持怀疑态度，盛宣怀坚定不移：“人笑我收效不能速，十年树人，视十年若远，若不树之，并无此十年矣。
”他在办电报、掌管轮船招商局等过程中，先后主持或参与开办的学校有：1880年建天津电报学堂、1882年建上海电报学堂、1890年建兰州电报学堂、1888年建烟台矿务学堂（未成）、1892年建轮船招商局驾驶学堂、1893年建北洋医学堂等，涉及电报、矿务、轮船、铁路、冶炼等实业领域。
这些实业学堂的兴办，为盛宣怀后来创办综合性现代大学积累了经验，而一位美国教育家的出现，则直接推动了北洋大学堂的诞生。1892年，盛宣怀任津海关道时，美国驻天津副领事丁家立（C. D. Tenney）是李鸿章的家庭英文教师，且对教育有自己的考虑，自办中西书院，二人来往颇密，常常研讨办学之事。
盛宣怀和丁家立经过详细研究讨论，制定了一个实施计划，准备筹备一个新式学堂。
甲午危局：民族阵痛里诞生的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
如果说此前的办学实践还只是洋务事业的配套举措，那么甲午战败的剧痛，则将兴学育才推向了救亡图存的最前沿。1894年，甲午一役，北洋水师全军覆没，1895年签订的一纸《马关条约》让举国士大夫陷入巨大的震动与反思。
历时数十年的洋务运动，执着于器物层面的革新，最终却落得惨败结局。朝野终于看清：旧有的科举取士体系，只能培养熟谙八股文章的士大夫，却无法供给国家急需的工程、矿务、法律等专门人才。
上至光绪皇帝，下至朝野有识之士，都把兴办学堂、储备人才视作自强的核心出路。光绪颁布诏书，直言国事艰难之际，必须蠲除积弊，力行实政，立学堂被列为图强要务之一。
时任津海关道的盛宣怀鲜明提出：“自强之道，以作育人材为本；求材之道，以设立学堂为先。”他观察日本近代崛起之路，看到日本广设各类学堂，外交、军工、工矿人才皆出自学堂教育。反观当时的中国，制造工艺仰仗不通算学的匠徒，洋务官员取自科举诗文之士，想要和列国竞争，无异于缘木求鱼。
基于这一判断，盛宣怀将多年办学构想付诸实施，在天津擘画了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的蓝图。1895年9月，盛宣怀经由直隶总督王文韶向朝廷递上奏折，奏请设立新式学堂。
9月11日，便已经在《申报》登载招生广告，足见时局紧迫、求才心切。10月2日，光绪御笔硃批“该衙门知道”，正式批准办学，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就此诞生，这一天，也成为后世天津大学传承至今的校庆日。
学堂分为头等、二等学堂。头等学堂即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本科，拟定四年学制；二等学堂为大学预科，同样四年学制。
1895年德国人绘制的天津地图上，赫然留存下“大学堂”三字，为这所学堂的诞生留下了珍贵的历史印记。次年盛宣怀调任上海，延续储才兴学的理念，创办南洋公学。
北洋大学堂甫一问世，便以其全新的办学形态，与传统教育体系划清了界限。科举尚未废除，传统书院以经史子集儒学经典为核心，旧式洋务学堂大多只是单一技术训练机构。
而北洋大学堂拒绝八股帖括，汉文只研习策论，讲求实在学问；直接对标哈佛、耶鲁的办学范式，建立起中国最早的现代分科体系，初创便设立律例、工程、矿务、机器四门学科，后续增设铁路专科，开办师范、法语、俄语班。开设四十余门课程，基础阶段研习英文、理化、天文、微积分，高年级深耕法律、土木、采矿、机械等专业。
课程设置完全贴合晚清国家现实需求：兴办工矿，便有矿务机器；筑路修桥，便有工程学科；对外交涉频仍，便开设万国公法、商法相关课程。
然而，这所超前于时代的新式大学，从创办之初便面临着来自社会观念、管理认知和经费保障等多重困境。北洋大学堂作为完全的新式大学，首先面临的问题是社会认可问题。
科举制度自隋开设以来，到清朝影响依旧，而这样的一个新式学堂放弃了科举的道路，百姓们能否接受就成了问题。因此，北洋大学堂开设之初，就从香港、广东、上海、直隶等地招生，按照章程录取30人。
这些地方接触新事物多，对新式学堂接受程度也更高。而且在招生时，答应给头等学堂一年级、二年级、三年级的学生每月分别给予四两、五两、六两等的“膏火银”，实实在在——这个助学金的额度在清末完全可以养活一家人。
社会认同的难题尚可通过招生地域和优厚待遇逐步化解，而管理层面对大学定位的认知偏差，则更需要盛宣怀亲自捍卫。由于盛宣怀对北洋大学的定位之高，远超当时普通官员的认知范畴，所以开办之初，北洋大学还面临着管理层面的认知鸿沟。
1896年，盛宣怀调到上海，以四品京堂候补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，被授予“专折奏事权”，授太常寺少卿衔，直至1902年长期担任招商局督办。北洋大学堂督办一职，基本上由津海关道兼任，而后续的继任者不是每个人都深谙盛宣怀的苦心。
鉴于他的政治影响，赴沪后的盛宣怀实际上依旧把握着北洋大学办学的方向。比如曾经有人提出将60名学生分别改学德文、法文、日文，盛宣怀认为这种做法是“为小失大，弊莫甚焉”，断然拒绝。
后来这样的事也曾发生，1898年，刚刚任直隶总督的荣禄也没理解北洋大学的性质，甚至想把学校改为“高等”，丁家立“大为不惬”，坚持北洋大学堂的“大学”性质，表示：如不称大学堂则各教习均欲辞差。他告知对方自己是按照大学标准聘请的教师，按大学的课程授课，断不能更改。
除了观念和定位之争，经费更是始终悬在北洋大学堂头顶的一道难题。因为北洋大学堂是按照哈佛耶鲁的模式建立的，因此教师选延、实验设备、图书等均按照顶尖高校配备，费用数目惊人。
仅洋文教师每月银就达二百两，中国人讲授外文课程每月一百两薪资，每年办学经费合计达55000余两。如此巨大的额度，官银虽然支付，但难保有不时之需的掣肘，盛宣怀适时提出劝令“加捐”，多途径保障经费充足。
如果说上述困难尚属人为可解，那么国运的动荡则给这所初生的大学带来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。北洋大学堂诞生于清朝末年民族危机严重的时代，社会动荡、列强环伺的大背景下，毫无疑问受到当时社会时局的影响。
1899年，北洋大学堂第一届毕业生毕业，1900年正月，清政府颁发了中国第一张大学毕业文凭——钦字第一号“考凭”。之后八国联军入侵京津，校舍被德国占为兵营，学校被迫停办，图书档案仪器设备等损毁一空。
多次交涉未果的情况下，洋总教习丁家立亲赴德国，据理力争，获得赔偿白银5万两，在天津西沽武库处，于1902年重建北洋大学堂，1903年4月正式复课。大楼采用西式的风格，钟楼上四面有大钟，成为师生和附近居民的计时标准。
楼顶高悬“龙旗”，大门上面有“团龙”图案，彰显着这所大学的“皇家”身份，自此，这所学校与桃花堤、北运河就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学子们在桃花堤赏花吟诗念外语，成为校史中的记忆。
至今学校主校区里的春天，桃花依旧灼灼盛开。
中国第一张大学毕业文凭——钦字第一号考凭
在重重困难中维持办学已属不易，而盛宣怀更为看重的，是如何将这所大学真正办成培养实学人才的园地。盛宣怀自己办洋务出身，且有办学的经历，对办一所什么样的学校有着自己的清醒认识，他与丁家立协商确定的《头等学堂章程》，除了确定了“西学学堂”的大方向，还确定了严与实的办学方针。“严”与“实”的背后，其实是救亡图存背景下，“国之所需”的时代回答。
“实”的核心，在于摒弃空疏之学，让每一门课程、每一项训练都紧扣国家急需的实用之学。因为盛宣怀经历了鸦片战争以来的种种，创办北洋大学时，他把一代知识分子对求自强的理念转化为对课程的设置、对人才的要求。
“头等学堂以选延教习、挑取学生两大端最为紧要。总教习不得稍有宽徇、致负委任”。
他特别提出“不能躐等”，要按照规律按部就班、循序渐进，希望把教学工作做实。其中在人才的选拔上，要求很高。
北洋大学在天津的招生至少经历了两次，“因谙代数诸学者不敷缺额，特在续招。如有通晓地理、算学、代数学，读过英文三四年以上，华文亦须能做讲论，年轻体壮，身家清白者”到电报学堂挂号，重新考试。
对“实学”的坚持，不仅体现在课程设置上，更体现在面对办学方向被扭曲时的坚定立场上。就在办学中有人想把学校改为翻译学校的抗争中，1897年11月29日，丁家立给盛宣怀写信，明确“本堂不做翻译学堂，俾学生得有实学，此事最关紧要”。可见“实学”是一以贯之的要求。
与“实”相辅相成的是“严”——严格的品行要求与严苛的学业考核，共同构成了北洋大学堂的质量底线。北洋大学考虑要把各项工作做实，要求也很严，特别注重学生的行为。
光绪二十二年（1896年）六月初七日，学校负责人之一蔡绍基给盛宣怀写信汇报说，有一个学生叫徐作樑“中西文均好，算法亦精”，但发现他有离开学校“偷食鸦片劣迹，比即驱逐”。后来的《考试章程》把学生按考试成绩分为最优等（80分及以上）、优等（70-79）、中等（60-69），下等（50-59），不满50分者为最下等（最下等是拿不到毕业文凭的，只能拿到修业证书）。
章程第十一条明确规定了对两门课考列下等者，“有原级可留时，或留原级或出学，听学生自便”；第十二条规定：“无原级可留时，第一次考列下等者随班升级，所有分数俟毕业时照章核算，以定等差；第二次考列下等者出学”，相当于直接开除了。